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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与明清档案
作者:赵彦昌 李晓光  更新时间:2014-12-5

吴晗的一生与明清档案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从最初的大学时代开始,吴晗就得到了整理大内档案的工作,给了他接触明清档案的机会。从此以后,吴晗就与明清档案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吴晗其人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苦竹塘村。小时候的吴晗就被当地人称之为“蛀书虫”。后来由于文史成绩优异,吴晗毫不费力的就考进了中国公学大学部。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胡适,“从此,吴晗的治学道路,开始接受胡适的影响”[1]。1930年,吴晗来到北平,经上海中国公学的教授推荐,找到了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并在顾的安排下,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了半年的馆员。为了追随胡适,吴晗报考了北京大学。后来因数学零分被北京大学拒绝,最终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1年9月,吴晗搬进了清华园。因胡适的推荐,吴晗获得了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整理大内档案的工作。胡适曾经告诫过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2]吴晗读书勤奋刻苦,常常废寝忘食,因此获得“太史公”、“腐儒”的称号。吴晗在入学的第二年就被聘为《清华周刊》文史栏主编,并且办的很有生气。吴晗还曾在郑振铎教授发起创办的《文学季刊》当编辑。1934年,吴晗、汤象龙等发起了“史学研究会”,这是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组织,征集到的成员还有罗尔纲、梁方仲、罗玉东等。史学研究会的活动卓有成效,组织中的许多成员也成为了史学界的名流,为中国新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吴晗当选为会长,廖沫沙任党组书记。学会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联络史学界展开百家争鸣。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岁。

二、吴晗先生对明清档案收集整理方面的贡献

1.事必躬亲,积极参与收集整理明清档案的活动

1931年八月初,吴晗来到了清华大学。凭借着胡适的推荐信,吴晗获得了在清华大学整理大内档案的工作。后来吴晗在自己写的一份“自传”中也说:“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这位主任一看是胡适介绍的,立刻给我清理清代档案的工作,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二十五元工资。”

(1)重视对明清档案的收集

吴晗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的时期,把收集档案史料作为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供给专门研究者以便利和替后来人尽义务,收藏档案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五年来主要工作之一。”[3]吴晗当时给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定位就是“历史系档案室所以设立的意义,如上文所记,第一是保存史料,第二是供给专门研究以便利,所以暂不预备出版任何刊物。决定集中全力在收买档案和整理档案上。”[4]“那时候,清华大学史学系买来了成万斤的故宫档案,有些人视为废纸,吴晗却在图书馆的研究室里耐心的整理这些档案,收获不小。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任临时大总统所发布的一道大总统令的原件,就是他从废纸堆中拣出来的重要文献。”[5]

从1931——1934年,吴晗陆续从市场上收购了一批清代兵部、陆军部及八旗都统衙门的档案。吴晗认为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所以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和积累。吴晗认为“除了收存公家的史料以外,此外还打算多汇集属于私人的史料,例如私人的文集,著作,函件,族谱,等等。除了中央和行省的史料以外,此后还打算多收藏关于地方的史料,如以废的府,州,道和税局,关卡的文牍纪载,和有关于民间情形的纪载。有些文件已经流出国外的,也打算陆续设法照相保存。”[6]

(2)重视对明清档案的整理    

吴晗先生极注重对档案的整理,他认为没经过整理的档案无法利用而且容易被别人当做是垃圾堆。吴晗说过:“史料不是古董,不是时代的著色新旧而异其存在的价值;史料也不是装饰品,非经过一番科学的整理便无从利用起。”[7]吴晗在清华大学期间,就主要负责整理历史学系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因为清华历史系所藏的档案,全部是五年来陆续收买得来的,“档案既非出自一处,又非同时入藏,中间又因为特殊原因的牵掣,四五年中几乎没有一年不要搬一次家,档案的本身,经过由原藏书移到书贾,由书贾捆载到清华,大麻布袋或竹席盛著的一些破烂故纸,本已凌乱到不堪,到清华后又经过四五次的迁徙,即使是完整的保持原形的也会变成垃圾堆,何况本来是那么凌乱着的。”[8]可见当时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是繁重而复杂的,而吴晗却自得其乐。“蒋廷黻为他安排的工作是在清华史学系档案馆整理这些文献和书籍。他每周六下午和星期日工作完毕后便回宿舍向室友谈论他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个工作,蒋廷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并曾向胡适谈及此事。吴晗把需要收藏的书籍和文献整理得有条不紊,对他来说,这工作就像吃精神糖果一般。”[9]

吴晗在1934年组织了史学研究会。“通过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梁方仲、汤象龙、吴晗等人开始认识到档案的史料价值,他们不仅在见习的旧史料之外找到了新史料,还酝酿出了由他们来阐释新义的‘新史学’”[10]。1934年,吴晗和汤象龙为主发起成立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题的史学研究会。夏鼐回忆道:“五月二十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里,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堂、刘隽、罗玉东和我(那天孙同志因事未来)。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同志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11]史学研究会的会员在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中也得出经验“明清档案的整理训练,使他们已开始确认,在历史研究中,方法、理论与材料缺一不可。而这三者之中以材料为根本”[12]

2.潜心治学,开创出明清档案整理的方法

清华大学历史系所藏的档案“全部是1929年至1933年陆续从书摊、纸商的手中收买来的,主要是清兵部和陆军部的档案,数量约有五六万斤。由于档案并非出自一处,买回后,又多次搬迁,档案凌乱不堪”[13]。在对这些档案整理时,是非常有难度的。而这些整理工作在吴晗的指导下,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1)还原的方法

因考虑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所藏档案的情况,所以整理的大部分工作便须用在还原的上,而“还原的程序又因档案的形式而分别其难易”[14]。吴晗首先依据档案的形式将所藏档案分为三种,分别是本子式、折子式和零纸式。本子式就是封面标有名目,大部卷册甚多,很少有单册自成一种的;折子式是封面无标志的,即使有也只是标着一个通名,如“奏”、“稿”之类的,折子式的每一件都可以独立,不与其他件发上关系;零纸是既无标识也无名目,既无年月也无衔属的四无档案。

在整理的过程中,本子式是最容易整理的,零纸则是最难的。吴晗在整理本子式时,“第一步的还原的就是分省,将许多无系统的东西,先给它一个大分割,成为隶属于若干省别底系统下的文件。第二步是按文件的形式大小,相同者放在一起。第三步再按照文件的标题或内容分开。第四步再把自成一种或一系统者分开。第五步再按照时代,将最后分类之各种顺序排列。第六步再查卷次第,如封面标有卷数者即依序排列,如无卷数,查目录之顺序依以排列,如无目录,参照他种性质内容相同已编之件顺序排列卷数。”[15]

折子式和零纸这两种文件“都不需要和他种文件发生联系,它自己本身单独地可以成为一种具有专门标题的专门史料”[16],因此不会陷于史料残缺的命运。这两种形式的档案因其独立的形式无法采用本子式的整理方法,因此“只能在恢复原状以后按机关和年月的顺序替它排列起来,在一个共通的标题之下——例如陆军部学司奏稿,自宣统元年一月至五月——依次排列着”[17]。这类文件的还原过程也不同,首先是在形式上做分割,如大小、颜色、纸张的分类;第二步是按机关分;第三步再就已分出的如兵部、武库司再各各分别提出;第四步是要分出奏稿、行稿、存稿、拟稿;第五步分年、分月、分日;最后一步按部、司、科、股、文件的性质、年、月、日的顺序装在特制的布套中。

(2)编目的方法

吴晗先生带领着清华大学的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在‘前无师承,后无效法’的情况下,摸索总结出了两种有效的整理方法,一种是以问题为区分原则的十进制分类法,一种是按档案形成机关及其内部机构为区分原则的机械式分类法”[18]。十进制编目法适用于本子式,是“完全依据档案本身的性质而创立,历史系所藏的档案,本子式的大约有十分之八九是属于旧兵部和陆军部的,这一类的文件给它一个简称叫军档,已经编好的一部分大概有三千套左右。编目的程序第一是年月。用阿拉伯数字表明”[19]。折子式和零纸采用的是机械式。所谓机械式是指“编目是可以不假思索,按顺序每一文件给它写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总号”[20]

十进制和机械式这两种分类法“反映了世界档案事业中的事由原则和全宗原则,说明清华大学历史系档案的整理工作已达到较高的水平”[21],特别是将十进制分类法用于档案的编目,这是清华大学的首创。罗尔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吴晗不但帮我卖稿,他还帮我找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一种,是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给我找到了一部太平天国史重要资料《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十二卷。这部资料,就是今天刊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内的《向荣奏稿》。《天平天国史事日志》作者郭廷以在清华大学撰著该书多年还没有找到,因为当时未登目录,只有到书库去翻查才能发现,他直到我在报刊上发表《向荣奏疏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一文才知有此书。”[22]

秦国经先生说过:“当档案的利用工作与基础工作有矛盾时,总是认为档案整理得不快,不能适应社会利用档案的需要;或者埋怨整理方法不科学,不能满足各方面读者的要求。……要想解决各方面查用档案的要求,就必须做好编目和各种检索工具”[23]。可见吴晗对所藏档案进行编目,是非常有意义的。编目可以进一步扩大了档案的利用范围,使档案发挥更大的功能。虽然如此,吴晗的编目方法却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时代的发展,这种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秦国经先生曾肯定了清华大学的十进制分类法,但他也说过“由于档案分类较图书复杂,所以后来一直没能推广应用”[24]

3.态度严谨,对收集整理的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

吴晗在对史料鉴别方面,态度很是严谨。他的考据方法基本上根据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尤其是遇到有矛盾的地方,吴晗总是细心地寻求线索,鉴别真伪,以求得确切可信的史实。夏鼐曾回忆说“他(指吴晗)当时曾对我们说: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苦,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25]

吴晗考证的文章都很有说服力。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考据,但越出了考据学的任务,而且能通过考据说明社会和解释社会阶级矛盾,以及论述历史的发展趋势。”[26]这一类的代表作也是吴晗得意之作叫做《胡惟庸党考案》。这是他在读《明史》时发现的选题。他发现,明太祖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所宣布的罪行不能成立,有些材料的记载也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吴晗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先假设朱元璋杀胡惟庸不过是个错案或冤案,然后再根据这一假设进行寻根究底的考证。最后考证出所谓“胡惟庸党考案”实际上是朱元璋独揽国家大权的手段。吴晗此类文章不仅有议论,更有涉及社会形态变更的重大问题,一些守旧学者对此不满并指责吴晗写文章何必谈背景呢?把时代说清楚就行了,而一些进步教授,如郑振铎则拍手叫好,说:“好极了!好极了!”[27]

吴晗另一类考证文章是偏重于技术性的具体考证,属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解决的是比较具体的实际问题。如《胡应麟年谱》,“他旁征博引,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胡应麟的材料,认真作了排比,然后把胡应麟一生的身世、活动、著作都进行了认真核对、考订。”[28]经过一系列的比较,断定吴之器关于胡应麟存年五十二岁的说法是正确的。

三、结论

由于社会与自然的原因,古代的档案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近代的明清档案却被大量的保存下来。明清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它有着规范整肃的外形,精美的装潢,优质的纸墨,朱砂书写材料,反映了当时文书制度和文化用品的工艺水平”[29]。明清档案如此重要,为了使他们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更好的为中华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一代一代的档案学者、史学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吴晗先生就是辛勤劳动者中的一名,他兢兢业业、辛勤劳动。首先,吴晗在清华大学期间,积极组织收购了一部分明清档案,且收集的范围广泛,档案的内容丰富。其次,吴晗对收集来的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其编目。吴晗在对明清档案进行整理的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明清档案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还原整理,便于后人的利用。最后,吴晗还总结出了整理明清档案的一系列方法。吴晗对明清档案所做的一系列贡献,为后人利用研究明清档案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和经验!

 



[1]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萧黎 葛增福:《中国史学家评传》(下),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65页。

[2]张显清 张克生:《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

[3]吴晗:《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载《明清档案论文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4]同注释3,第77页。

[5]胡雁:《历史学家吴晗珍惜档案》,《档案》1993年第1期。

[6]同注释3,第77页。

[7]同注释3,第65页。

[8]同注释3,第66页。

[9]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127页。

[10]段雪玉:《梁方仲与明清档案的整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1]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先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历史学会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12]同注释10。

[13]倪道善:《明清档案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10页。

[14]同注释3,第66页。

[15]同注释3,第66-67页。

[16]同注释3,第66页。

[17]同注释3,第67页。

[18]同注释13,第10页。

[19]同注释3,第68页。

[20]同注释3,第71页。

[21]倪道善:《明清档案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22]罗尔纲:《忆吴晗》,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23]秦国经:《明清档案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761页。

[24]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页。

[25]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先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历史学会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26]苏双碧 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27]吴晗:《忆西谛先生》,载《学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

[28]同注释1,第1666页。

[29]同注释23,第249页。

作者简介:

赵彦昌:男,河北晋州人,副教授现任教于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辽宁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曾在《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浙江档案》、《山东档案》、《档案与建设》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3部,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项,省级项目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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